中国证监会在法律规定基础上，借鉴发达市场经验，针对目前市场情况，制定了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认定标准。《内幕交易认定办法》和《市场操纵认定办法》已在业内试行一段时间。根据证监会5日公布的信息，《内幕交易认定办法》对内幕人的认定作了细化，补充了内幕人、内幕信息的范围，对当然内幕人、法定内幕人、规定内幕人和其他途径获取内幕信息者的举证责任进行了合理划分。《市场操纵认定办法》将一些典型的操纵手法，如虚假申报、抢先交易、蛊惑交易、特定交易、尾市交易操纵等行为纳入了认定范围。
　　
上市公司的小股东与控股股东、大投资者相比，处于弱者地位，在证券市场中很容易受到来自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违规行为的侵害。而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的能力也较差，且由于受经济承受能力、举证的时间和精力等原因的限制，他们的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国家的法律体系有必要对小股东进行保护。目前，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对中小投资者均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国别之间有所差异。在国际上，通信投票权、无阻碍出售权（shares not blockedbefore meeting，指法律禁止公司要求股东在股东大会前若干天不能出售其所持股票。）、累积投票权、受压少数股东机制（oppressed minority，指少数股东有权挑战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决定，拥有在反对某些重大决策时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票的权利。）、优先购买权（preemptive right to new issues，指法律赋予股东优先购买新发股份的权利。）、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权等都是常用的中小股东保护手段。
　　
世界各国或地区按照其商业法典的起源分为四类：英国法系以普通法为基础，大陆法系经过某些变化形成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德纳维亚法系。在普通法体系中，法官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能灵活地根据通用法律哲学原则和以往案例对商业案件作出判决，即使某些行为并未在法律中载明。在投资者权益方面，法官更多的依据诚信义务原则处理控股股东、管理层与小股东的关系。这种特点再加上普通法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政府干预，因而一般说来更倾向于保护私人出资人的利益，法律实施的效率也较高。而大陆法体系中法律条文起决定作用，法官难以超越法律条文的规定作出自己的解释，因此“内部人”可以选择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手段掠夺小股东。而且在法律形成过程中政府起了重要作用，法官更倾向于维护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利益，因而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较少，法律实施的效率也较低。通常，普通法国家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最好，法国法系的股东保护最差，德国和斯堪德纳维亚国家居于中间。法律实施方面的差别也很大，法国法系国家在法律实施和会计标准方面最差，斯堪德纳维亚法系最好，德国和普通法国家也较好。因此总的来说普通法国家的股东保护水平最高，德国和斯堪德纳维亚国家次之，法国法系国家最差。
　　
普通法（common law）比民法（civil law）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原因在于，在普通法系中，法律法规通常是由法官制定的，这建立在判例之上，并受信托责任或公平等普遍原则的激励。人们期望法官运用这些一般原则来裁决新的行为，即便是具体行为在法令中仍没有被规定或禁止过。在投资者权利被剥夺的领域，如内部交易，法官运用“气味试验”方法，试图嗅出即便是内部人前所未有的行为对外部投资者是否不公平。对额外侵害信托责任的法律判例的扩展，以及对这种扩展的恐惧，都将约束普通法国家中内部人的剥夺行为。相反，民法系中的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而法官并没有获准超越法令运用“气味试验”或者公平观念。所以，公司内部人只要找到一条法令没有明确禁止的方法来剥夺外部投资者，那么，司法裁决就很难判其有罪，他们也会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来剥削外部投资者。而且，在民法国家中，一旦交易有一个似乎合理的商业目的时，法庭并不干预内部交易。与民法明确的规则相比，普通法模糊的信托责任原则更保护投资者。民法明确的规则可能经常被有足够想象力的内部人钻空子。
　　
目前，研究人员运用评估股东权利的指标体系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的水平做了研究，结论表明，总体而言，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对股东权利提供的保护水平与所有转轨经济国家相近，这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十几年来法律法规建设成绩的肯定，但我国在衡量中小股东权利的指标上的得分低于各国水平，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不足。在香港，其公司法与中国内地的公司法不同，香港的公司法既包括成文法（即香港公司条例），也包括已经生效的判例。这就使得香港公司法能不断适应变化，从而能更好的保护股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