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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作者博士论文后记
在书架上查实参考书目的时候，我突然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何需要如此种类庞杂的书？这些书的价值何在？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何意义？书是我们通向幸福生活的阶梯还是在我们原本简单的生活之中横插一杠？
知识是应该为了生活也只能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多少年来，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积累了关于自然和人类自己的无数的知识，这些知识在文字之前很多人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因此，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遗失在时间的长河里。而在文字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知识以书本和出版物的形式得到“固定”。人类通过书本积累和传承知识的能力和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复印机、网络照排技术更是将我们推入到信息的旋涡中。一个大型图书馆的书使我们害怕，内心承认着自己的渺小。一个好学的人即使穷其一生也只能在其中一个小门类中读到数量有限的书本。所谓的专家只能抱守自己的一小块领地谨慎地发言。而这块领地原来是属于生活这一广袤田园的。
书本成了我们的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是书本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的家里有个叫书房的地方，我们经常到书店去买书或到网上订书，我们甚至会写书。我们生活的时代、国家和学校竟然以我们写书的数量，发表的刊物的等级来评定我们，决定我们在短暂生命中的福利水平和地位等级，“我们被我们的创造物所决定着”。
评价一本书的价值必须退回到他的最初的目的：为了生活。而要达到“for life”的目标，思想和文字必然来源于对生活的严肃思考方有价值。思想的源泉和对象必须只能是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但经验者和教条者之间的互相讥讽或恭维由来已久。研究公司法的美国法律史泰斗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说：公司法从来就是源于法律之外的需要和能量的工具，与创办者、金融家、经理、推销员、工会领袖相比，我们决不能夸大法律界人士的影响。凯恩斯却说，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以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往往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其实，无论理论家和实干家的自负和谦卑都大可不必，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接近真理。
对我来说，一直试着调和关于理论与现实的上述冲突和背离的论调。至少对我所学的法学来说，他的实践相关性要超出其他诸如哲学等理论学科。对伟大的生活抱着敏感和尊敬的态度应该是法科学生的专业向度。所有的法学理论应该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法学理论作为一种言说也是最终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和时代的。作为一名在职博士我也在被动地实践着自己上述对于知识的态度，并且从实务和理论中都获益良多。
我要感谢曾经工作过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支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和第一证券有限公司的所有同事，是他们给了我许多法学实践方面的熏陶和营养。在华融工作期间，我们每天都去不同的“穷”企业去调查和访问，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基本的认识。在第一证券有限公司工作期间，与一些具有多年经济和金融工作实际经验的“实干家”们共同体验中国证券市场这一晴雨表的“多变”和“千三鸟飞绝”的惨淡，一同奔赴全国各地，替一些“富”人或公司从事上市公司重组兼并方案的设计和操作，这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市场主体运作“潜规则”的理解。我特别要要感谢第一证券公司总裁陈慧谷先生给我的帮助，他是中国第一批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践者，同时也是最早通过《点津法律丛书》的方式试图言说中国证券市场的人之一。他给我许多“假公济私”的研究机会，使我能够完成这篇论文。每次与他讨论问题总使我得到思维上的愉悦。还要感谢智恒荣先生，他是从上海外语学院教师的岗位上下海的，每次下班回家“搭他的便车”，车中对法律问题的讨论给了我非常好的表达和整体逻辑的训练。因为，稍不注意你就被他指出逻辑上的缺陷。感谢第一证券的孔新宇博士，每次我需要资料时，他总是以惊人的速度“MSN”给我。非常感谢我们办公室的周军和我熬夜一起编排我的论文。
除了实干家的帮助外，我的幸运还在于我在学术界得到了很多学问家的指点。已经去世的徐开墅教授是我的硕士期间的导师。他不仅让我体会到民法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老一代学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者风范和不息的生命力。每当想起他在去世前几个月买了电脑，准备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开始学习打字我就感慨不已。我也要感谢华东政法学院的顾功耘教授，他在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后，多次约我讨论论文，对这篇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写作思路均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实际上我这一篇论文就是顾功耘老师主持的《国有经济法律问题研究》课题中我所承担任务的衍生品。本文的选题到思路都得益于顾老师就这个课题组织的数次高质量的讨论会。每次讨论会上，罗培新、刘哲昕、龙英锋、朱圆、徐彦冰、伍坚和沈吉利的观点总能给我许多启发。特别是年轻的罗培新教授总是能在我们混战的繁杂头绪中清晰地概括出讨论的思路，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自己制造的密林里”。我还要感谢现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国际法研究所的徐冬根教授，他在离开华东政法学院后还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并给我很多次当面请教的机会，虽然我这篇文章没有太多的涉及国际法。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的顾肖荣所长和张国炎研究员，是他们给我写的博士入学推荐信，希望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项剑博士给我的论文也提供了许多最新的资料。
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有许多时间来写论文。他们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也不知道我整天关在房子里在写啥，但是他们近乎固执地认为我做的事很重要。并且在我成年后还在身边照顾我。我看到他们的头发逐渐花白，生命的能量在不断流失，而我却只能旁观而不能深入地了解我最亲近的人，这一点上我非常惭愧。我最重要的感谢要给我的妻子，她天性中的宽容和温柔给予我无尽的财富。她总是比我更能理解生活的本质，更能把生活安排的妥妥当当。我的朋友一直说我高攀她了是有道理的。她在我不在身边的日子把儿子和老人都照顾得很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儿子一天天长大，现在也在上学读书，作为给他启蒙的书，还只能是几千年前的《论语》和《大学》。那些古老的典籍依然是我们精神的食粮。
莱辛说：一本大书，一桩大罪；佛说：不立文字，都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希望我们用最少的文字最快地接近真理。好在我提供给读者诸君的只是一篇篇幅不长的文字。在这个庸常的时代，你我共同面对这些文字，着实是有一种机缘在。如果文字中引发了您继续探讨国有企业运营的法律问题的兴趣，我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