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宇:安石和他的团队及反对者
套句文言文可以说,“落英与泥沙缤纷俱下”,场面甚是热闹。这倒是和那场设计时立意高远、执行中备受争议,却最终失败的改革关系千万重。失败的原因很多,现在看来理由之一好像就是安石同志团队意识的匮乏。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说法可以说七岁孩子都知道,唐宋八大家的名头也足以让王安石这个倔老头千古,即使是这老家伙的敌人也不得不对他的文学水平点头。他搞的所谓“熙宁新政”也隔三朝差五代的被拎出来说事,可是大家对作为政治家的安石同志却有着针尖麦芒的看法。在老领导—宋朝的神宗皇帝看来,他是实现自己梦想的最有力走狗;对程朱这帮死脑筋来说,这家伙简直就是葬送宋室江山的千古罪人;跑掉的任公梁老先生认为他是“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所以“每读《宋史》,未尝不费书而恸也”;“儒法斗争”里对他的官方评价则是“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被树为法家的标杆、打击儒家的标枪。套句文言文可以说,“落英与泥沙缤纷俱下”,场面甚是热闹。这倒是和那场设计时立意高远、执行中备受争议,却最终失败的改革关系千万重。失败的原因很多,现在看来理由之一好像就是安石同志团队意识的匮乏。

少年得志的神童

安石同志可以说是少年得志,22 岁就“进士第四人及第”,也就是说除了状元、探花、榜眼,就这小子成绩最好了。在当了9 年诸如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江东刑狱提点之类的地方官之后,这家伙开始沾染了些东晋士族门阀的“养望”流俗。
34 岁那年,政府要求安石去参加升职面试,他几次不去;提升为群牧判官后,他还不想去,在欧阳修劝解之下才到任。到39 岁时,他的名声在整个国务院都闻名了,朝廷下令他到“直集贤院“这样的第三梯队报道。他打报告推辞,回绝了八九次,才到位。所以有人说他“无意于世”,以至于朝廷每次想让他担当美差的时候,就是怕他不愿意屈就(那是什么年月啊!)。40 岁时,朝廷让他与欧阳修一起编著《起居注》,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辞之累日”。当差的来送委任状,这小伙子拒绝接受;当差的跪下来请他拿着,这家伙就躲到茅厕里面;当差的犯了小脾气,把委任状放在桌子上扬长而去,爱拿不拿,这家伙又追上去还给人家。又折腾了八九回,才接下来。不过当上了纠察在京刑狱后,就再也没搞过这事了。
和姜子牙比起来,这老哥真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

8 年的当权派生涯

英宗皇帝好像一直对安石的那一套不太感冒,到是当时的太子爷,在周围人的提示下对安石充满了好奇。所以,这位太子当上皇帝之后的第一年就把安石从南京调到了首都做翰林学士。从此安石同志平步青云,开始了一段很有前途的事业。第二年2 月神宗就把他任命为“参政知事”,也就是副宰相。那一年安石50 不到,49岁,就开始领导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的“王安石变法”。50 岁那年10 月份上又提为“同平章政事”,也就是扶了正。

到了55 岁那年,朝廷内外反对声音日益壮大,连皇太后、皇弟也出来过问此事,神宗不得已名义上撤了安石的宰相职务。那是4 月份的事,到了来年的2 月份,也就是8 个月之后又恢复了他宰相的Title。不过也就又当了20 个月,被再次Fired,炒了鱿鱼。

对老朋友的两种态度

安石同志还没有出名的时候,贵族出身的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等大官就对他很好。当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他的高级秘书,在给太子爷上课的时候,每次说到兴头上,就说:“这是我朋友安石说的。”所以在即位之后,神宗立马把安石调到京城,担任京官。可以说朋友的推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安石推行新法后,韩琦认为他的青苗法存在重大缺陷,自己无法推行,所以请求解除河北省长的职务而仅担任大名市长。在北宋那个年月,这些都是谦虚之词,其实并不是真想这样,而王安石想借机打击韩琦,就“恩准“了他的申请。弄得这伙计很下不来台,只好履行自己的要求。

当安石还是小人物的时候,欧阳修曾大力引荐他。上台之后,欧阳修对他的政策也不是很认同,几次上书反对没有效果,一气之下也要求退休。有个叫冯京的大臣还请神宗留任欧阳修,王安石却说:“欧阳修这老家伙附和韩琦,竞以为他是个好东东,这种人管一个县就败坏一个县,在朝廷上就败坏朝廷,留这帮老东东有什么用?”于是神宗就让他退休了。所以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有“生、老、病、死、苦”之说,就是说安石是活的,曾公亮老了,富弼病了,唐介死了,最痛苦的就是赵抃,夹在中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就这样因为反对改革,当时正部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被一扫光。

对同事和下属

上台之后,大家对他的新法争议很大,王安石就瞪着眼睛呵斥,“你们这帮土鳖整天不读书怎么会明白这么高深的道理”。有个叫唐坰的家伙,接爸爸的班当个高级秘书,打个报告说:“青苗法推行有难度,杀两个不同意的大臣事情就好办了。”王安石大为喜欢,推荐给神宗。后来就授予进士学位,并加官进爵。滕元发、郑毅夫这两个家伙安石一直不大喜欢,就给他们起外号,一个是“滕杀猪的”,一个是“郑卖酒的”。

宁州的公安局长邓绾打报告说:“王丞相就是当代的姜子牙、伊尹”,于是安石也引荐给神宗皇帝,并调任京官。同乡们有的对此有些保留,邓绾倒不在乎:“随便你们怎么笑话我,美差还是我的!”曾巩的弟弟也跑来给王安石帮忙,有事请示安石后就立马算作定了;有人说“您也得告诉两位副宰相一下啊?”,他这样回答,“丞相都说了这么办了,还问他们干啥?文件打印出来,让他们签字就行了!”

所重用的一帮家伙

吕惠卿原来只是个副市级,后来安石大力提拔,当然自己也很有能力,做着直升飞机进了中央,也确实帮着安石作了很多事。在安石被第一次罢免宰相职务后,被神宗视为得力助手,这家伙打起了小算盘,怕再次起用安石,就援引“在进行郊外祭祀的时候,要给犯错的官员特赦”的先例,要求给安石一个说法。幸好神宗当时还没老糊涂,说:“安石同志不是因为犯错误才撤职的,为啥要特赦呢?”这下子吕惠卿没话说了。

安石的儿子王雱也是个厉害的角儿,史书上说他“豪气干云,睥睨一世”,有人说他跟他爸一样非大官不做。有一年安石在向客人请教:“我们的新法老是有人反对,该怎么办呢?”这孩子插话说:“把当朝宰相韩琦、富弼拉到菜市口,剁喽,咱这新法就没问题了。”王安石当时立马训斥:“小孩子懂什么!”

对皇族的态度

为了节约费用,加强预算管理水平,上台后安石要降低皇室的工资。皇室们纷纷跑到安石办公的地儿求情,说:“都是一家人,为啥要降我们的工资呢?”安石立马呵斥“就是直系亲属的薪资福利也要砍一刀,更何况你们这些旁支远亲!”。于是,一帮家伙灰溜溜的回去了。本来,皇太后、皇弟是不应该参与朝政的,因为意见太大了,皇太后也向神宗哭诉,神宗的弟弟也来告状。

当时好像只有神宗皇帝一个人支持他,不过这也是有原因的。老皇帝仁宗没有儿子,于是就犹犹豫豫的选了一个亲戚的儿子作为太子的候选人,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也就是神宗他爸。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英宗是被大臣们硬拉着当上皇帝的,不过也当的挺憋气的。他的干妈皇太
后要说话,要垂帘听政,说他不孝顺,皇宫里只他一个生人,连太监也欺负他,当上皇帝没几天就犯了疯病。好点了,有啥事情也得对大臣们毕恭毕敬,所以只在位了四年就翘了辫子。神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老爸受得窝囊气当然要找地方发泄。韩维、司马光、吕公著、欧阳修这帮人都是仁宗的老臣,估计神宗当然对他们有气,暗地里发誓一定要另找帮家伙来帮他干点事,省得再受窝囊气。八匹马拉不回的“拗相公”安石就成了最好的人选,所以他也就成了安石同志最忠实也差不多是唯一的Fans。

安石同志被罢相之后,因为神宗尚在位,到是有些政策没有全部作废。等到神宗一死,反对派大反扑,司马光一上台立马废除了他的所有残存成果,至此,可以说安石搞得那套变法被全盘否定。

王安石这家伙最让人佩服的就是横竖坚持自己认准的死理,不管是谁,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就俩字,“没用”(好像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敢这么坚持了)。不过,这家伙能得罪这么多的人也挺让人佩服的,我就不明白怎么好像除了少数的人/少数的时间内他没有得罪外,其他人基本上被他得罪光了。后来也有很多人,如任公,认为安石所任用的人都是很有能力的贤臣,之所以在史书上被痛骂一顿,是因为编书的人都受了司马光的影响,都是瞎掰。当然这是有道理的,不过从现代的观点看,要想做点事光靠少数一帮人是远远不够的。就好像安石的新法,当初设计得挺好的;不过高层有反对的声音,基层又没有人照章办理,执行时变了样,也就给了反对派口实。对于当时大宋的复杂内政外交局面来说,可能团结大多数人后才能有所作为。譬如后来的张居正就知道这一点,就连宫内的太监头,他也知道打点关系,所以才能稍微做点事情。

钱穆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治,而忽视了活的人事”,应该是蛮有些道理的。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钱钟书的话也是很中肯的。他说,“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萌芽”。呵呵,确实是高人,才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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