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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交通、网络和人权观念的丰富增加了人际流动和交往，解构了传统人的生存经验。现代人的生命随着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实际上被延长了，因为根据丹麦哲学家基尔凯科尔在《恐惧和战粟》中的定义，生命只是一种体验和经历（精力）。现代人接触的信息和人际交往的频度数倍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先民。人们变得长寿，自由地活跃在不同时空。（注意我没有说幸福增加了，因为幸福是主观体验，与物质无关）。
人在旅途的状态是商家所应面对的。移动电话、移动电脑（迅驰技术）和移动电视都是在充分利用人的流动性带来的商机。便携式（portable）的一切正在鼓励人们流动起来。人们保持着随时可以“走”的姿态。家庭原来承担的教育、聚友、美食和团契性的功能被解析，原来那种沉重的石头和实木的家具逐渐被方便拆卸的“宜家式”家具所取代。装修的风格显示了人们对家这一日常生活的核心，在流动下主题下的重新定位。
流动性增加后，人类改变了其行为方式，以应对或利用经常要处于“陌生人”环境的这一现实。QQ上的聊友，隔壁的邻居象火车上的旅伴一样，其实你对他们了解很少。“当心上当”成了最成熟的处世哲学和告诫，人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别和陌生人说话。人们有口无心地说着珍贵的语言，而承诺和诚信变成最流行的广告用语（因为稀缺所以可增加广告的诱惑功能）。法社会学的研究表明，随着多数人被从土地和工厂、书斋的束缚中（身份制瓦解和城市化进程）解放出来并获得迁徙权后，流动犯罪的比率增加了。因为犯罪分子的事前和事后的信息没有人知道。干过坏事后还可以随时离开行为地。良心的惩罚没有了。而在原来居住的村落（熟人社会），每家每户知根知底的（信息对称），父母的脸面、世世代代混在一个村落继续混下去等观念构成乡民行为的硬约束，作奸犯科的成本太高而得到了抑制。再说了，现代社会，法律的惩罚要兑现还得经过复杂的程序（无罪推定和复杂的取证、提起诉讼和公开审判过程）。流动犯罪者受到这些信号的无穷激励。
人员流动和信息的到达的便捷也改变了人们的感情生活。可供交友的选择面扩大了（相约星期六搭建了一种网络时代的爱情直销平台），不必一棵树上吊死。不合适可以重新来过（婚姻实验），家庭史发生了变迁。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的发达程度和离婚率成正比。岂不知，在古代社会，男女见一面多难啊，所以很珍惜？白先勇的昆剧《西厢记》最近盛行于沪上，窃以为是人们对于张生和崔莺莺时代绝版爱情生活的考古和追忆而已。宋词中“肠断白坪洲”的优雅女子已经离我们而去。温庭筠的“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离愁、柳永的“念去去千里烟波”的别绪，大可不必了。因为即使相隔万重山，见一面倒也不难。坐飞机甚至可以朝发夕至。见面也不是必须，可以通过发短消息、手机联系（如意通的广告语：记得常联系），或者上MSN亲密接触。所以，离别时不用一遍遍地嘱托和叮咛。古北口 “一步一回头看我意中人”的流泪场景永远消失了（我数次过古北口，每次被历史之风吹得流泪，让您见笑了）。撒泪而别已经被认为“有病”。
资本、信息和人员的流动甚至跨越了国家的边界。挑战了国际法上的国家魅ü勰睢Ｊ澜绫涞眯×耍╝ small world）。资本、信息和人员的跨国频繁流动，使主权国家疲于应对（签证、资本管制）。靠在要塞堵住“军事情报和思想”已经显得荒唐可笑。资本在投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获得自由出入的许可，量子基金和跨国公司使那些弱小的国家可以随时被颠覆和摧毁。统治者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真理。一国的主权行为、体制、思想必须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被检验、评判。主权国家的管理受到不同力量的影响和挑战。因此在流动性背景下，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观显得很窘迫，不得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备受置疑。亨廷顿预言国家之间的冲突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美国大片在伊拉克的电影院上演（文化输入出），美国文明正在挑战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本土资源正在流动性中逐步流失。流动使我们失去了民族和国家，变成被放逐的无国籍者。有人开始担心，在一片繁荣和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一元化会使世界危险和无趣。（美国人是最无趣的。因为缺乏欧洲的古典和亚洲的深厚，虽然“看上去很美”）。
流动较局限而言，是符合伦理价值的。关键是不能“盲流”，信仰和恒定价值观可以使身在旅途的人也有家的心灵归属。但我们很不幸，在流动性和约束之间处于绝对的不平衡的拉剧状态。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结语中说，旧有的文明被人类抛弃，我们期待新的文明架构能够产生。我们需要节制、停顿和约束。在新的文明产生之前，难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流动中彷徨，心无定所吗？我们可能的幸福生活的样式，究竟何在？